1997年12月，拙政园等四座苏州古典园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相隔一年，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纪录片《苏园六纪》就横空出世，成为苏州园林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电视媒介传播者，纪录片的导演刘郎也因此成了苏州园林的“知己”。
去年是苏州园林入世遗25周年，苏州市也吹响了全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号角，彰显苏州园林遗产价值、打造“公园+”苏式生活典范，成为当下城市发展的新目标。
20多个春秋转瞬即逝，无论是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典园林，还是依然拥趸众多的《苏园六纪》，抑或是从西北来到江南的刘郎，那些人、文、景，交融在岁月更迭中，不断生发着新的文化动能。
苏州日报：《苏园六纪》播出已经20多年了，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是小众的纪录片，却有这样的社会效果，实属不易。《苏园六纪》之后，您对苏州园林又有哪些新的认识？
刘郎：《苏园六纪》已经20多年了，大家还在谈论它，我当然感到很欣慰。《苏园六纪》之后，不断收到邀请，我又陆续拍摄了《拙政园》《狮子林》《怡园深处》《耦园的吟唱》，以及古典园林的形象宣传片《走进园林》等，《拙政园》与《狮子林》还先后拍了两版。这当然就是对苏州园林重新认识、继续发现的过程，比如，在拍摄拙政园的时候，就想到了它和中国传统美学的对应关系，或者说园林本身就有一种“对应美学”吧。
大家都知道，“柳阴路曲”是拙政园的一条走廊，我们都已经司空见惯，但有一次我顺着它走向西部水廊，忽然想到了这“柳阴路曲”的出处“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其实是很有文章可做的，于是又重温了一次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这《二十四诗品》里，将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各种品质，几乎全都总结出来了，而且提炼得十分精彩，你看“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洗练，劲健，绮丽，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超诣，飘逸，旷达，流动”，哪一种美学品格，都能在拙政园里找到十分神似的地方，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园林美学，特别是意境美学的综合性、丰富性都非常有帮助。
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实体，苏州园林不光在创作方面可以让我们做更多的思考，即便就是写一篇记叙文或议论文，我们也可以借鉴园林艺术的“方法论”。每一座园林，都有它完整的主题、结构、情节和细节。所以，我很是希望中小学的老师们在教授写作课的时候，带着学生们到园林里面，面对园林的结构上上课，那一定会收到独特的效果。
苏州日报：这些年来，您对《苏园六纪》做过不少总结，也是在对苏州园林进行着一遍又一遍的解读。现在回望来时路，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更深的体悟？
刘郎：的确，有些创作经历，对其中的一些体验与反思，离得远了，经过时间的洗练，会看得更加清晰与完整，也更加具有理性的成分。
总的说来，我那些园林题材的习作，基本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打通”，二是“雅化”。打通，就是从苏州园林的隐逸特征入手，打通与之相关的时代、事件和人物的连接，或融合，或辐射，这一点比较好理解。打通的好处，就是将许多的叙述，既可以发散出去，加大园林文化的容量，又可以再将它们“团”回来，作为园林艺术魅力的实证。
“雅化”的目的，则意在将片子的特征与园林的特征统一起来。苏州园林一直被界定为“文人园林”，“文”，应当是它的根本属性。我曾经提出过，苏州园林的构件中，在“山石、水体、室庐、花木”这四大要素之外，还应当加上文学的要素，曾得到园林学者曹林娣教授的肯定。既然是文人园林，解读它的时候，用一种雅致的风格，应当是较好的选择。我们知道，陶渊明的隐逸，是隐逸到田园生活里，而园林主人的隐逸，只是变换了一种样式而已，前者是“穷隐”，后者是“富隐”，所以说，园林，其实就是艺术的田园，是田园的雅化。苏州画家范振涯先生说，一扇花窗，就是一座园林的缩影，因为它非常雅致。的确如此。
一般说来，苏州的古典园林，很接近古典诗词的意境，不过我认为，更多的方面，它更属于词境，形式上也更像词体，一如长短句。“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这些经典词篇的描写，应对古典园林的景观，几乎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所以，我在2020年的《走进园林》里，就化用了许多前人的经典，比如中间的那一段
另外，我还以为，所谓“雅化”，关键在于“化”的功夫，以解说词为例，对于前人的经典，它不是引用，更不是照抄，而是经过认真地消化、溶解之后，让它们成为准确、鲜活，优美乃至隽永的语言，《苏园六纪》中的“吴门烟水”“水影花光”等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大家还以为它们是既有的熟语，不是的，可以查百度。有了独自的思考，再加上独特的语言，这样的解说词，当然就有了一定的辨识度，而且也正合乎《文心雕龙》所提倡的“事成于沉思，意归于翰藻”。
苏州日报：您来自大西北，有人戏称您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却创作了不少江南题材的作品。对江南或者说苏州，您有着怎样的情结？
刘郎：自《苏园六纪》之后，苏州的生活，也的确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也深深地热爱着这一座风雅之城。我为《走进园林》撰写导演阐述的时候，就曾经将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的诗句“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化用为“不知吴下园林美，人生何必住苏州”，以寄托自己的园林感受与苏州情结。
我总觉得，一个人热爱一个地方，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方你所遇到过、交往过的人。反过来，这个地方若是没有你的精神契友或是惦记的人，那么，这个地方，也只是一个“地方”。这些年来，也是在拍摄园林的过程中，我在苏州交到了不少的朋友，既结下了友情，又增长了见识。我也曾受邀做过几次关于苏州园林的讲座，前来听讲的一些园林志愿者我并不认识，然而每一次讲座，都能见到台下的他们认真听讲的面孔，这是让我十分感动的。
记得《苏园六纪》面世之初，时任《苏州日报》副总编辑，也是杂文名家的秋末先生曾经在《苏州日报》上写了题为《苏州没有刘郎？》和《再论苏州没有刘郎？》的文章，就社会上的一点争论，阐发了自己的见解。秋末是何人，我当时并不认识，但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勉励，也是一种劝诫，很能提醒我继续保持谦逊的态度。苏州是文人荟萃之地，高手如林，园林的题材能够落到我身上，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对苏州是一直怀有感恩之心的。
《苏州园林》杂志创刊至今已经四十周年，刊物已经出满100期，我为它写了一副对联，内容是这样的：
这个“幽”字，是“曲径通幽”的“幽”，幽，也是园林的一种特质，《红楼梦》里的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真是妙趣无穷。应当说，我这副对联，虽然是写给园林杂志的，其实也含有我对苏州园林的情感。我的苏州好友中，有多位园林学者，周苏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我为他的新书《园林漫话十二谈》写序时，曾将《牡丹亭》里杜丽娘的唱词稍微改动了一下，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改成了“不到园林，怎知苏宁如许”。其实，今天我们谈话的题目，也可以再将那个题目改一次，就叫作“不到园林，怎知苏州如许”吧。 苏州日报：您说过要拍好苏州园林，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讲到读书的几个层面，给我们谈谈园林阅读吧。
刘郎：我以为，读书有这样几个层面，即修身型、任务型、兴趣型与消遣型。但不管怎样说，最终都属于修身型。古人说“学以美其身”，“学”的范畴，很大成分就是读书，而我读书的多数情况都是属于任务型。
从事电视创作四十多年，我接触的题材大多都是文史类、艺术类。每次接到任务，第一步就是要对你所面临的题材认真地补课。就比如创作园林题材，你肯定就得熟读计成的《园冶》、文震亨的《长物志》、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有了这样的经典垫底，你才算上过园林艺术的基础课。
当然，创作有些题材，遇到需要用到的史料什么的，读起来并不轻松，我在创作《乡关何处关于王阳明》和《心契苍生关于黄宗羲》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但压力也是动力，越是阅读前贤的著作，就越感到自己学殖的不足，只有更加努力地书海夜航，才能弥补一点自己的缺位。黄宗羲一生有两千多万的文字传世，因为我们不是专门研究家，只能读个大概齐，所以，学会选择，学以致用，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好歹也是“用”吧。
不过，兴趣型的读书对人也很有帮助。虽然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那也是要花功夫的。记得前些年我补了一次《诗经》的课，前前后后就花了四十五天的时间。因为许多经典，虽然本身的文字并不多，但关于它的注释、解析之类，都是盘根错节的，你只要认真地去读一本书，就会拉扯出另外的许多书。当然，这也是由学识到学问转场的必然过程，只有这样，你才会在阅读当中不断地受到启示，让自己感发出新的见识，古人说“士当以器识为先”，这器识并不是凭空而来的。
苏州日报：我看过一些早年关于您的报道，知道您是青海人，曾经创作了不少乡愁浓烈的青海作品，现在呢？乡愁还在吗？现代人的乡愁还会像过去那样浓烈吗？
刘郎：你今天提到“乡愁”的话题，这倒引起了我也经常萦绕于心的“乡情意识”。
我是河北保定清苑县人，就是老电影《地道战》拍摄的地方，少年时便到了青海，应该说冀中平原是我的第一故乡，青海是我的第二故乡。而现在，江南的江浙两省，就应该是我的第三故乡了。这中间，应当说青海的生活对我影响最大。
去年，在青海省文化旅游厅张宁厅长的动议下，青海方面邀请我写了一首名为《青海情》的歌曲，并拍成了MTV。三十年前，我在青海电视台工作期间，曾和作曲家更嘎才旦合作过一首《青海人》，自产生之日，三十年来，在青海流传甚广，像李娜、谭维维等许多歌手都曾唱过它，去年面世的电影《牧民省长尕布龙》还把它当作了主题歌。这首歌之所以经久流传，也许就是因为它写出了青海人的秉性与精神，若是没有我对青海高原的炽爱，就写不出“我在这里洒下过泪，我在这里掏出过心”这样的句子。
我以为，故乡这个概念，对一个人来说，其实应该包含两个意思：一是你籍贯的故乡，一是你文化的故乡。于我而言，这文化的故乡，就是最初吸收精神营养的那些中国文化的元典。我曾在《乡关何处关于王阳明》一片的结尾写道：“一个人的一生，总会有许多的驿站，也常常会站在驿站的高点，作家乡回望。其实，那不过是在寻找出发的地方。”它既是这部影片的结语，也是作者内心的写照。
故乡的经历，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是毋庸置言的。因为来自苍茫野逸之区，又落脚软水温山之地，所以，中国传媒大学的周月亮教授，曾就我创作题材的变化，与作品风格的形成，作过这样的概括称它是“豪放的忧伤”，即“宏阔中有低回，豪放中有婉约”。当然，这或许只是一种鼓励，但这也确实是我一直向往的艺术品质。性格决定命运，性格也决定创作风格，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平时也写点读书札记，记一点所思所想，所以，那些文字中也就很自然地融入了关于乡情与乡愁的感受，前不久，我曾戏作《沁园春检点旧作自况》一首，虽然是戏作，却也是另一种乡情的盘整
冬日灯深，细数年轮，又到生辰。检平生旧作，低回尚在；当年题记，旷放仍存。西部星空，长河落日，一路光影照征人。长相忆，是昆仑风雪，湟水山村。
每念故友情深，竟一一飘散若流云。自归田解甲，诗书补课；豆棚瓜架，犹自耕耘。说是安闲，却然多梦，亲娘时到老郎心。怪不得，纵一生漂泊，不改乡音。
犹记得1977年，我在青海东部农业区湟水南岸的山村住了整整一年。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那也是一段相对清闲的时光。也正是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我就在《随园诗话》和《词林纪事》上下了一点功夫。如前所说，那时节阅读这样的书，主要还是出于兴趣，没有想到以后还会怎么样。而后来老郎“秋泊江南”，那些多年的储备，竟恰好派上了用场，也大概由于个人的志趣一直偏向高雅的层面。因此，遇到了苏州园林这样高雅的题材，就像灵感之火，浇上了丰沛之油。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我的那些江南题材的习作，也正是我将上一个故乡与下一个故乡链接的产物，因为我真正系统地从诗词歌赋中汲取营养，尤其是大面积接触描写江南的作品，正是在西北高原的日子里。
其实，从广义上讲，每一位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的作品，都是在叙写文化的乡情。
刘郎，电视纪录片资深编导，先后任职青海电视台、浙江电视台，高级编辑，全国首批国务院津贴专家，全国新闻百佳之一，荣获“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全国广播电视电影系统先进工作者，从事纪录片创作四十年。代表作品有《西藏的诱惑》《天驹》《上下五千年》《星辰故事》《江南》《傻子沉浮录》《苏园六纪》《苏州水》及十集系列片《西湖》等，在新中国70年70部纪录片经典评选结果中，《西藏的诱惑》与《西湖》同时入选，成为两部作品同时入选的唯一导演。作为一种文体，其解说词作品《蕉窗听雨》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很巧，刘郎老师也曾是《姑苏晚报》“苏州园林讲堂”的主讲人，而且是第一位开讲者。当时他行色匆匆，原以为他是苏州的“过客”，没想到恰恰相反。他如今长居苏州，其宅院“小豆棚”在朋友间甚有名气，他也常常是园林文化活动的座上宾。
在纪念《苏园六纪》播出20周年文化活动上又见刘老师，我们都讶异和欢喜，再谈园林，又有了许多新的理解与体悟。他说“这些年来，包括《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在内的媒体同行，给了我许多的厚爱与帮助，因而心怀感激”；他说“你们在报上连续不断地介绍苏州园林的文章，对我都有帮助，我还曾经把它剪贴下来，当作关于苏州园林的新鲜信息”。创作了园林文学之美的高峰，他却依然如此谦逊，孜孜不倦。
园林是名片，是标志，是辉煌的见证，也是人类生存于这座星球、反观自我的一种智慧。这些年，常常困于园林文化传播的苍白与无力感，不管是文字、镜头语言，还是充满创意的活动形式，都不足以表达园林美之万一，反而时常产生模仿、重复、沉坐井底的困惑。园林本身是一座高山，而当下对园林美学、文学的研究却已然摸到了“天花板”。如何跳出园林看园林，园林研究、文化表达如何推陈出新？学界也一直在努力。
有人说，没想到一个西北人竟将园林之美表达得如此经典（刘郎）；有人说，没想到一个贵州人竟为古城保护奉献出毕生心血（谢孝思）；又有人说，没想到一个四川人竟让苏州虎丘名扬天下（苏东坡）
前几日，在《苏州全书》举行的采访活动上，也谈及这个话题。《苏州全书》着重收录苏州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注重收录以苏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许多“巧遇苏州的人”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著作，全面而充分地展示着苏州历史文化的全貌和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一座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园林，抑或是一座有着鲜明特质的典范城市，必然属于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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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作文投稿：苏州日报《沧浪》副刊投稿： 苏州日报小说版投稿：szrbsiaoshuo#163.com 姑苏晚报《怡园》副刊投稿：chuxins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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