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江南繁华典雅的生活孕育出造园的经典，优美的文字和江南的园林充满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而其中的 闲事长物 ，寄寓着美好的人生理想，体现着中国古代士大夫旷达的性情和忠贞的品德。
我在扬州生长。扬州城很小，步行亦可往西北郊外的瘦西湖和平山堂一游。清人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说他 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 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我。瘦西湖里面有个徐园，那时四桥烟雨楼还荒着，熙春台也未重建，所谓 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的景观尚未全部恢复。平山堂在法净寺里，里面有个西园。1980 年唐朝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像从奈良唐招提寺回扬州展出，山门上的匾额才换了 大明寺 三个字，原来法净寺是清朝改的，为了斩断扬州人对大明朝的念想。但是再怎么流连往返，也不能 园日涉以成趣 ，因为我还不明白何为园林。记得上高中时，扬州城里的个园、何园都已部份修复对外开放，才知道仄巷深院之内的私家园林竟然如此别有洞天。后来从一位父执那里获赠陈从周先生（1918-2000）的《说园》，是《同济大学学报》1982 年的抽印本，蒋启霆先生小楷抄写，俞振飞先生题耑，读后才粗知中国古典园林的审美价值。
瘦西湖和平山堂这样的湖上园亭，是清代扬州园林鼎盛期的作品；个园、何园这样的城市山林也是清代中晚期官商之家的游赏之地。扬州特殊的运河枢纽地位使之成为清代朝廷盐业管理的中心，盐商鸠集，加上康熙、乾隆多次巡幸驻跸，以至于当时的官僚文士刘大观（1753-1834）说出 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 这样的话来 ( 李斗《扬州画舫录》 ) ，所以扬州园林多少有点官商文化中追求富贵豪奢的秉性。相比之下，苏州有名的园林大都有着可以上溯至宋元明的历史文化背景，那是沧浪亭主人苏舜钦（1008-1048）开辟的传统，更和明代小品文、小说、戏剧相得益彰，表现着骚人情志和名士风流。陈从周先生各美其美，认为苏州园林柔和，扬州园林雅健。其实在苏州人看来，扬州园林不免有点弄巧和俗态。沈三白是个 接花叠石 的能手，《浮生六记》中叙写他在乾隆南巡时期游览扬州几处竣工的接驾园林，多有评点，最后总结道： 其工巧处，精美处，不能尽述，大约以艳妆美人目之，不可作浣纱溪上观也。 艳妆美人自可觅诸富贵人家或是风月场所，唯有浣纱溪边的西子才是偕归江湖的佳人。
和苏州的昆曲为中国的戏曲提供了范式一样，苏州园林也为江南园林提供了范式。中国造园的专著《园冶》出自苏州松陵人（吴江同里）计成（1581 —？，字无否）之手。崇祯四年辛未（1631），计成在《自序》中称书名原作《园牧》，曹履吉（？-1642，字元甫）改名为《园冶》。崇祯七年甲戌（1634），因依附阉党魏忠贤而被罢官回家的阮大铖刊刻此书，并为作序。计成为其好友郑元勋营造扬州影园，崇祯八年乙亥（1635），郑元勋为《园冶》题词曰：
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 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 所谓地与人俱有异，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 今之国能，即他日之规矩，安知不与《考工记》并为脍炙乎。
陈植先生据此指出： ‘造园’一词，见之文献，亦以此书为最早，想造园之名，已为当日通用之名词；造园之学，已为当日研求之科学矣。（《重印园冶序》）。《园冶》提出 巧于因借爱游戏电竞，精在体宜 （《兴造论》）的造园思想，即因地制宜，善于借景，婉转布置，精巧得体。书中就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一一陈述，附以图式。不过此书的命运并没有像《周礼 · 考工记》那样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有清三百年来，除李笠翁《闲情偶寄》有一语道及，此外未见著录 ，直到近现代才相继在日本和中国受到重视。日本既有明刊本，又有钞本流传，名为《夺天工》，为近代日本造园学所推崇（阚铎《〈园冶〉识语》）。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将家藏影写本与北平图书馆购得的残卷合为三卷，1931 年由江苏武进藏书家陶湘（1871-1940）刊入其《喜咏轩丛书》之中。营造社成员阚铎（1875-1934）又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安庆阮氏（即阮大铖）刻本与陶氏刊本合校，于 1932 年由中国营造学社重新刊行。上世纪六十年代，南京林业大学陈植（1899-1989）教授撰写《园冶注释》，经杨超伯和陈从周两先生校订、校阅后，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1981）。陈植先生推测 该书之所以长期湮没，历久不彰 的原因是阮大铖刊刻此书， 大铖名挂逆案，明亡，又乞降满清，向为士人所不齿。计氏虽以艺术传食朱门，然仍不免被人目为‘阮氏门客’，遭人白眼，遂并其有禆世用的专著，亦同遭不幸而被屏弃。（《〈园冶注释〉序》）陈从周先生则认为计氏并非世家望族，其书不彰的主要原因是 其社会地位很低，以一技游于士大夫之间。（《跋陈植教授《园冶注释》）。
《园冶》唯论造园，而如何种植园中的花木、饲养鱼鸟，如何布置室内和庭院的场景，如何陈设书画文玩骨董，如何安排园中的饮食游赏等事爱游戏电竞，恰恰是另一位明代苏州人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平生关注的事，其所著《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卷。每卷有总论，再罗列名物一一描述，以期 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长物志 · 室庐》）。其好友吴兴沈春泽的《序》中评价说：
予观启美是编，室庐有制，贵其爽而倩、古而洁也；花木、水石、禽鱼有经，贵其秀而远、宜而趣也；书画有目，贵其奇而逸、隽而永也；几榻有度，器具有式，位置有定，贵其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也；衣饰有王、谢之风，舟车有武陵蜀道之想，蔬果有仙家瓜枣之味，香茗有荀令、玉川之癖，贵其幽而闇、淡而可思也。法律指归，大都游戏点缀中一往删繁去奢之意存焉。
所以，计成只是造园的工程师，文震亨才是园林中的生活艺术家。倘若计成造毕一园，没有文震亨为之经营风景，布置生活，如何能让人 日涉成趣 ？这样的事措大和富儿皆不可为，必须既有富贵的出身，又要有高雅脱俗的修养，而文震亨恰恰是一位标准的贵介公子和文人雅士。他的曾祖是大书画家和文学家文徵明（1470-1559），曾参与拙政园的营造，有《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咏》传世。他的兄长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熹宗天启二年（1622）状元，崇祯朝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肃。顾苓（1609-1682？）《武英殿中书舍人致仕文公行状》载文震亨放弃科举， 清言作达，选声伎，调丝竹，日游佳山水间 ，曾营构碧浪园、水嬉堂、香草垞等园林。崇祯时以 琴书名达禁中 ，一度召为中书舍人。（《塔影园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 风姿韶秀，诗画咸有家风。
src=src=△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咏》册页（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二帧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 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 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 吾本谓卿多，故求耳。 对曰： 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王恭有生活俭朴和不吝于财的美德，但更多的是旷达的襟度和脱俗的情致。《世说新语》最受明人推崇鼓吹，刊刻评点至多，盖六朝风流与明代士风多有共鸣。身处水石之间，观听鹤舞鸟语，与魏晋名士 玄对山水 （刘孝标《世说新语 · 容止》注引孙绰《庾亮碑》）、 支公好鹤 （《世说新语 · 言语》）皆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长物志》一则取《世说》之语寄寓 删繁去奢 之意，警醒人们提防 闲事长物 过于泛滥，一则又以 闲事长物 品人观韵， 寄我之慷慨不平，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沈春泽《长物志序》）。
何为理想的园林主人，《长物志》虽未明言，但其中 贞夫韵士 （卷十二《香茗》）四字最可概言。能够经营、欣赏 长物 的韵士不乏其人，而能够成仁取义，抛舍 长物 的贞夫最为难得，文震亨与其兄震孟皆可当之。天启二年（1622），文震孟因弹劾魏忠阉受梃杖革职还乡。天启六年（1626），阉党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激起民变，文震亨与杨廷枢等生员参与抗争（见明陈建辑《明通纪集要》卷五十七），市民首领颜佩韦等五人英勇就义。崇祯即位后，文震孟等 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张溥《五人墓碑记》）。南明弘光元年五月，南京陷落，六月，清兵略地至苏州，文震亨 呕血数日卒 （顾苓《文公行状》）。一说 国变后投水死 ，乾隆赐谥 节愍 （清陈田《明诗纪事》）。
《长物志》有明刻本，诸多名流为之审阅定稿，末卷为文震孟审定。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所著《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洪再新校，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版）考证其书 最有可能完成于 1610 年代，即万历朝的衰落期，正值文震亨三十挂零的年纪 （书后附有《〈长物志〉各卷的审定者》）。如此则《长物志》早于《园冶》成书。《四库全书》收入 子部杂家类 。晚清民国刊刻不断，流行甚广。陈植先生完成《园冶注释》之后，于 1965 年又作《长物志校注》，仍经杨超伯先生校订，1984 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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